我叫陈志远，今年三十八岁。十年前，我被诊断出脑瘤，手术费用超过四十万元。在我向父母苦苦哀求的时候，我的额头因跪地而青紫。母亲毫不犹豫地表示：“你姐姐刚买了学区房，家里实在拿不出一分钱。”没有说话的岳父则默默售出了开了八年的出租车，所筹得的每一分钱都给了我。我成功活了下来。然而，十年后，母亲打电话过来，哽咽着告诉我：“你姐姐炒股亏了三百万，她的丈夫也离开了，你得帮她一下！”

挂掉电话，我走出屋子，看到父亲蹲在墙角，看上去心事重重。他掏烟的手颤抖着，点燃又熄灭。尽管他想安慰我，却始终没有说出一个字。

我母亲自古以来就擅长以理直气壮的方式偏袒我姐。记得有一天，她在厨房烙葱油饼，香气飘散满屋。当我下班回来，看到灶台上有三张金黄透亮的饼。正打算伸手去拿，却被她一把拍开：“这是留给你姐的，她今天带孩子来。”我问：“那我的呢？”她立马回复：“你在单位都有食堂，这点不缺。”她边说边小心翼翼地将饼包好，显然是给我姐的门徒。

不久后，我姐陈慧敏骑着电动车来，车筐里装着孩子的书包。母亲迎出门口，热情地将三张包好的饼递给她：“趁热吃，冷了就不好了。”姐听后，毫不客气地将饼放进车筐里，问母亲：“妈，那钱你取了没？”母亲压低声音：“取了，两万整，已经放进你包里了。”姐颔首满意，然后骑上电动车离去。

我好奇地问母亲：“什么钱？”母亲转身进屋，不带一丝犹豫：“孩子家家的，别问那么多。”那时我已经28岁，依旧被母亲视作“小孩”。

晚上，妻子徐春燕提起我们俩的事情时，我才意识到她已怀孕一个多月，但我们还没攒够首付。我想着趁母亲心情好，问问她的意见。第二天回娘家时，母亲做了红烧肉，还给我夹了好几块。我心中松了一口气，试着开口：“妈，春燕怀上了，我们想凑首付，手头缺的钱不多……”刚说完，母亲筷子在碗沿上敲了敲，冷冷回应：“没钱。”我愣住：“妈，只差三万……”她却一脸淡漠：“你姐那边刚借走了。她买的学区房首付还差很多，我们为她攒的那些钱，全部给她了。”

我想要再说什么，她打断了我：“大男人一个，自己有手有脚，别再惦记老人那点钱。你姐是个女人，还得带孩子，她很不容易，你要理解她。”那一瞬间，桌上的红烧肉失去了吸引力，我放下筷子，不想再争辩。父亲静静地吃着饭，神情凝重，夹菜时筷子微微颤抖。

饭后，我走出家门，突然发现手机忘在屋里，转身回去。那院子里一片安静，堂屋的灯亮着，我隐约听到母亲的声音：“那个存折藏好，别让志远翻了，那钱是给慧敏存的，咱儿子干吗和姐争？”父亲低沉地回应：“我觉得……挺对不住孩子的。”母亲立马尖声反驳：“对不起什么！儿子给爹妈养老理所当然，他还年轻，应该自己去挣！慧敏嫁出去了，还带着孩子，不帮她帮谁？”我站在门口愣了半晌，最终选择离去，没有拿走存折。

那晚我在老街踱步，昏黄的路灯下，影子拖得很长。我掏出手机想打给徐春燕，却又担心她听出我的异样。结果选择蹲在路边，抽烟直至眼泪模糊视线。其实我从未告诉母亲，我和妻子的存款加起来离首付还差整整四万。而那两万元，是我父亲一辈子的积蓄。母亲把这笔钱给了我姐，为了她的学区房，而我那未出生的孩子却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

时光荏苒，病痛突如其来。那天上午，在单位开会时，我和同事争论方案，站起身去倒水时感到太阳穴剧烈作痛，天旋地转，随后就失去了意识。醒来时，只见医院的白顶和刺鼻的消毒水味。徐春燕坐在病床边，眼肿得像桃，明显哭了很久。虽然我微微一笑问：“我怎么了？”但她只是紧握我的手，颤抖不已。医生告诉她：病情严重，颅内占位性病变，恶性肿瘤可能性很高，手术费四十多万，住院押金至少十五万。面对这个沉重的数字，我和春燕仅有的积蓄连十万都不到，那是我无法想象的绝望。

面对春燕流泪的眼睛，我只能压抑情绪，告诉她：“别怕，我一定会想办法。”她则在下班后逐一联系亲戚朋友，声音沙哑，满脸愁苦。看着她紧握记账本，笔尖戳破纸面，我心里疼得难以呼吸。

三天后，我披着病号服回到家庭。我妈看到我，愣住了，脸上露出一丝慌乱的神色：“怎么瘦成这样了？”我没有回应，直接在她面前跪下，恳求：“妈，我脑里长了个瘤子……”